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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综述(3)

文/William Bowen^[1] 翻译/张文娟^[2]

此文续《中国律师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2005年第5期“美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综述”一文。

强制报告制度

在处理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这些案件通常很隐蔽。儿童在被虐待后或因为被忽视受到伤害后，很少有信息或渠道知道应该跟谁谈他所受到的伤害。即使他们知道跟谁谈，他们也情愿选择不报告自己受到的虐待，^[3]因为这些儿童担心他们报告后，如果他们父母知道了，自己会遭受更严厉的虐待。^[4]他们也或许选择自我责备^[5]，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父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事情，如果自己被父母伤害了，说明自己错了。尽管受到了虐待，他们也或许因为对父母的依恋，而不愿意做任何给家庭成员带来麻烦的事情。^[6]

同样，成年人也不愿意报告儿童虐待或忽视的案件。他们也害怕被愤怒的父母报复，或者害怕损害了他们与儿童的关系，或者不愿意介入在他们看来是别人的事，也或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确定一个孩子是否被虐待或忽视了^[7]。还有的因为忙于其他事情，在虐待案件发生时，可能仅仅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不去报告。

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国采取了两种基本措施来应对。首先是开通一条热线，人们可以通过热线来报告虐待和忽视案件。该热线是一条完全免费的集中热线，以更方便报告虐待案件。另外，因为人们在任何地方通过热线报告发生的虐待案件，如果当地法律允许匿名报告的话^[8]，他们还可以匿名报告，从而避免父母的报复。

第二种措施是制定强制报告的法律，这些法律要求服务于儿童的专业工作者在发现儿童有被虐待的迹象时要立即报告。这些专业工作者通常包括：外科医生、护士及其他健康服务人员；老师、学校的法律顾问、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从事儿童看护的个人或组织；行政执法人员。^[9]还有一些州将冲洗相片的工作人员^[10]和物质滥用咨询师^[11]也列在强制报告义务人的名单里。还有18个州要求所有了解虐待案件的人都有报告的义务。^[12]

在所有的州，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刑或短期监禁型的处罚。^[13]有报告义务不报告的人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因为他们不报告而给儿童带来的损失。^[14]关于强制报告立法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这里只规定不报告的责任，但是专业工作者可能担心，如果他们出于好心报告了，但是，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报告，他们因此被诉怎么办。有关强制报告的制定法没有回应这样的一种担心，只是规定了不报告应承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但联邦CAPTA法案对这种被诉的担忧给予了关注，并规定证明报告是否为善意的义务由州承担。^[15]

当然，瞒报不是虐待热线面临的惟一问题，还有人虚报，甚至滥用热线骚扰或报复无辜的人。为了减少错误报告，大部分的州对故意做虚假虐待报告使他人陷入错误指控的人都规定了罚金或刑事监禁刑。^[16]

在美国，尽管人们对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报告义务人的范围还有争议，但是在美国50个州达成共识的是：既然法律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就应该被很好地执行。^[17]

数据显示，州法对于强制报告义务人的范围、报告时需要掌握的证据标准以及对那些故意不报告或提供虚假报告的人的处罚程度等都是有所差别的。这里还有一个州之间存在不同答案的问题，即对于那些其他法律保护的保密豁免权是否在儿童虐待类案件中适用。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州赋予律师豁免权^[18]，他们在工作中从客户那里获得的虐待儿童的信息可以保密，而对于医生却不赋予这种权利，^[19]包括那些提供身体和精神健康服务的专业工作者。对于牧师是否享有豁免权，则争议比较大^[20]。大部分州还是从鼓励忏悔的角度立法，^[21]但是，很多州即使赋予豁免权也作严格解释。^[22]当然，也有一些州干脆就不赋予牧师这样的权利。^[23]

除了上述讨论的有关职业伦理中保密义务在各州的不同体现外，州之间立法划分的另一大重要因素是如何利用强制报告制度最有效的发现和处理虐待案件。不幸的是，扩大强制报告义务人的范围产生了复杂的结果：在报告数上升的同时，报告中没有证据支持的报告数也在大幅上升。^[24]错误的报告或几乎没有证据的报告实际上弱化了儿童福利部门有效发现和处理儿童虐待案件的能力，因为他们在为那些没有根据的报告的调查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除了对恶意虚假报告人的惩罚和对善意报告人的保护这些明显的救济外，能够支持儿童福利部门发现和处理最多的那些最受关注的案件的政策却是不明确的。^[25]也许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州在对不同类案件所需要的报告标准上作了不同规定，有些规定有很少的证据就可以报告，而另一些州则规定必须有很强的证据才能达到报告标准。^[26]

州在如何最好的发现最多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方面所持的理念也会影响该州义务报告人的范围，那些要求任何人都有报告义务的州，虽布了一张很大的网，但是网住的无用东西也会很多。

从鼓励有效报告和鼓励有效调查两者之间的平衡考虑，人们对是否允许匿名报告的问题就变得尤其难下结论。一些人认为，匿名报告不可靠，将会浪费儿童福利官员更多的时间，^[27]而且本身这种报告也很少。支持者认为，这对于那些处在危险中的孩子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28]一种中间的立场认为匿名报告不能够被完全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匿名报告中没有根据的比例太高，应该高度谨慎对待。^[29]大部分州要求报告人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会允许其他的某些人匿名报告。^[30]在那些要求“任何人”都有报告义务的州，一些州只要求专业工作者披露身份。^[31]

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在美国，对强制报告制度还是有一些普遍接受的东西。例如，很少有州支持不将教师列入强制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因为教师与儿童的每日接触，使他们比其他专业工作者更有优势发现儿童生活里发生的不好的事，并很快向儿童保护权威机构亮出红色预警。在美国的报告义务人中，教师是最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报告占所有虐待与忽视报告的16.1％，占到专业工作者报告的28.7％。^[32]执法官员是第二大群体，他们的报告占总报告的15.2％。^[33]这些官员必须经过训练，通过一些迹象来确认虐待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报告，他们应该搜集有效证据让州合法介入对受虐儿童的保护和对施虐人的惩罚中。身体和精神健康专业工作者不仅在虐待案的侦查和证据收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对受虐儿童的治疗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种重要角色，使他们有理由、有动力就儿童虐待方面的知识在内部开展自我教育和培训。当强制报告法与对专业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在更强有力的儿童权利保护运动中成为一种极端有效的方式。

儿童福利局

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提高民众对虐待与忽视案件的意识，只是处理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的第一步。除非有这样的制度来安置被害人并让他们免受未来的伤害，否则，单纯发现儿童不当对待行为没有多少意义，因此，需要有专门人员迅速对报告作出反馈，甚至需要的话，在紧急状态下，那些训练有素、富有经验和掌控资源的人能够帮助受虐人和困境家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充满爱意的家。

在美国，这些事情通常是由儿童福利局来做，从最初虐待报告的接收到最终安置（即前面提到的步骤1－6），^[34]他们都全程参与。这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在儿童处于危险中时，他们有权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护儿童；也可以在儿童被不当对待或忽视但是没有现实危险时为儿童的利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当一个儿童被紧急带离家庭时，除非在带离之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可能使他的处境不比在家庭中遭受虐待更好。如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有些时候被带离家庭的儿童只得与犯罪的未成年人住在一起，这种做法强化了被虐待儿童本不应该有的自我罪责感，实际上是进一步伤害了被虐儿童，而不是保护了他们。从长远来看，政府肯定面临着一种可能性，即因为受虐儿童所在的家庭太有伤害危险，以至于这个孩子不能再返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政府需要为这样的孩子寻找可以长久居住的收养家庭。即使有的孩子能够重返原来的家庭，她也不会立刻就能回去，需要政府为她选择一个寄养家庭以渡过等待的时间。最后，寄养父母和生父母都需要父母养育知识指导，以更好的满足儿童的需要，并避免在未来重新伤害儿童。当危机发生时，政府需要协调资源，将儿童、家庭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了解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儿童是健康的或有害的，因此，这些工作最好由那些对儿童成长有知识背景的专业工作者完成，因为他们可以提供保护儿童免受虐待与忽视的必要服务。儿童福利局由社工组成，他们接受过培训，知道如何与儿童打交道，知道如何推动儿童福利。^[35]如果可能的话，社工还应该具有儿童发展发面的专业学术背景，至少是学士学位。^[36]在帮助那些面临被虐待或忽视风险的儿童方面，儿童保护工作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工通常只是这些专门工作人员中的一种，其他配合工作的人员在承担文秘等其他工作方面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儿童福利局中的具体分工以及遇到案件后的处理流程，请见下期内容。（待续）

[1] 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一年级J.D.，2005年5月5日至8月23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实习期间，完成了该论文，并授权中心的张文娟律师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以与全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人士分享。

[2] 译者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中国律师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执行主编。

[3] Am. Med. Ass’n, Child Abuse, in Complete Medical Encyclopedia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medem.com/medlb/articleslb.cfm?sub_cat=355; Am. Acad. Pediatric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n Caring for Baby and Young Child: Birth to Age 5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medem.com/medlb/articleslb.cfm?sub_cat=355

[4] 见紧挨着的上一个引注。

[5] 见紧挨着的上一个引注。

[6] 见紧挨着的上一个引注。

[7] 即使有了强制报告制度，这仍然是个问题。出于这种考虑，一些人认为，关于执行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应该包括帮助专业工作者确定儿童被虐待迹象的一些培训资料。一些人甚至认为，强制报告制度在报告率上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是因为该制度为强制报告者提供的激励，而是因为人们被培训后知道了哪些是虐待。

[8] 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匿名报告的，具体见下面关于匿名报告的讨论。

[9]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信息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出具的《儿童虐待与忽视强制报告人1（2003）》；另见《米歇根比较法》§ 722.623(1) (2005)。

[10] 阿拉斯加、加州、科罗拉多、伊利诺斯、爱荷华、路易斯安那、缅因、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和南加州。Diane Cadrain，“报告的义务”，《人权》，2003年9月；另见325 Ill. Comp. Stat. § 5/4 (2005)。

[11] 阿拉斯加、康涅狄格、伊利诺斯、爱荷华、马萨诸赛、内华达、纽约、北达科他、南科罗莱那、南达科他和威斯康星，见紧挨着的上一个注解。

[12] 特拉华、佛罗里达、爱达荷、印第安那、肯塔基、马里兰、密西西比、内布拉斯加、新罕布什尔、新泽西、新墨西哥、北科罗莱那、俄克拉荷马、罗得岛、田纳西、德克萨斯、犹他和怀俄明。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见上面注解7，第3-26页；另见Fla. Stat. 39.201(1) (2005)。

[13] E.g Fla. Stat. § 39.205 (2005)（“有报告义务的人……明知或故意不报告的……构成一级轻罪。”在佛罗里达州，一级轻罪的最高监禁刑可达一年。）Fla. Stat. § 775.082(4)(a) (2005)，罚金可达到1000美元Fla. Stat. § 775.083(1)(d) (2005)); Mich. Comp. Laws § 722.633 (2005)；（本法案规定有报告义务的人发现了虐待或忽视案件而故意不报告的，构成轻罪，可以处以93天以内的监禁刑或不超过500元的罚金，或并处。）N.Y. Soc. Servs. L. § 420(1) (McKinney 2005)；（任何对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有报告义务的个人、官员或机构，如果发现了案件故意不报，构成A级轻罪。”在纽约，A级轻罪可处一年的监禁刑N.Y. Penal L. § 70.15(1) (2005)，和1000美元的罚金。N.Y. Penal L. § 80.05 (2005)）。

[14] 阿肯色、科罗拉多、爱荷华、密歇根、蒙大纳、纽约和罗得岛尤其做了这样的规定，见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信息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出具的《2003强制报告刑事处罚》第2-24页。另见Ark. Code Ann. § 12-12-504 (b) (LEXIS 2005); N.Y. Soc. Servs. L. § 420(2) (McKinney 2005)。

[15]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信息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出具的《强制报告法：报告人豁免1（2003）》，此报告也就各州为满足CAPTA法案而制定的强制报告法规进行了综述。

[16] [16]E.g. Ark. Code Ann. § 12-12-504(a)(2) (LEXIS 2005)（“任何人、官员或机构故意作出了符合本节规定的错误通知，并明知这样的通知是错误的，将构成A级轻罪，”在阿肯色州，对A级轻罪可处一年的监禁Ark. Code Ann. § 5-4-401(b)(1) (LEXIS 2005)，和1000美元的罚金Ark. Code Ann. § 5-4-201(b)(1) (LEXIS 2005)。）（“一个人明知或有意作出符合本节规定的报告，而他事先知道这个报告是错误的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种行为将构成犯罪。依照本法规定，这种犯罪为A级轻罪，”在德克萨斯州，A级轻罪可判处一年监禁和4000美元罚金Tex. Penal Code Ann. § 12.21 (2005)。）

[17] 我们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儿童福利发达的国家都存在强制报告制度。一些人认为，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为特定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的一部分，是可以有效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各州的不同模式只是如何提高有效报告率的选择之一。比较好的是，有的学者已经将各州的模式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见Maria Harrie 和Mike Clare的《强制报告被隐瞒的儿童虐待案件：职业伦理、法律和政策》（1999年第二版），对支持或反对强制报告制度争论的比较分析，见Maria Harries 和 Mike Clare的《美国儿童虐待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证据与选择（2002）》（讨论西澳大利亚省是否应该实施强制报告要求还是将强制报告义务限定为特定行业的职业伦理），可通过此网站http://fcs.wa.gov.au/_content/miscellaneous/mandatory_reporting.pdf查阅；爱尔兰健康与儿童服务部，《儿童第一位：儿童虐待案件强制报告讨论纪要（1996）》；146 Seanad Deb. col. 1460 (Mar. 14, 1996), 可通过此网http://historical-debates.oireachtas.ie/S/0146/S.0146.199603140004.html查阅。

[18] 在要求律师有报告义务的州，对律师豁免权的限制程度也是不同的，见Camille Glasscock Dubose & Cathy O. Morris, 《律师，作为强制报告义务人》, 68 Tex. B. J.208 (2005). 作者Glasscock和 Dubose指出，只有六个州要求律师有报告义务，见Maryland（马里兰）, Md. Fam. Law Code Ann. § 5-705 (2005), Mississippi（密西西比）, Miss. Code Ann. § 43-21-353 (2005), Nevada（内华达）, Nev. Rev. Stat. Sec. 432B.220 (2005), Ohio（俄亥俄）, Ohio Rev. Code Ann. § 2151.421 (West 2005), Oregon（俄勒冈）0, Or. Rev. Stat. §§ 419B.005, .010 (2005), and Texas（德克萨斯）, Tex. Fam. Code Ann. § 261.101 (2005).在俄亥俄州，只有当事人不满十八岁，并且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报告而受伤害时，律师才可以不报告。Ohio Rev. Code Ann. § 2151.421 (West 2005)只有德克萨斯和密西西比两个州，要求律师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享有豁免权。见Dubose 和 Morris的《律师，作为强制报告义务人》 第208页；另见Robert P. Mosteller的《儿童虐待强制报告法与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律师作为信息知情人的现实忧虑》（主要通过讨论强制报告法、律师对当事人信息保密的法律和律师有保密义务职业行为规范之间的效力，来分析律师是否有披露儿童虐待信息的义务）42 Duke L.J. 203 (1992)。

[19] 美国人类健康与服务部等出具的《儿童虐待与忽视强制报告人1（2003）》中提到，因为只有34个州直接在强制报告法对豁免权问题作了规定，其他州对保密义务的规定是在其他法中，像刑事诉讼法。所以，在很多州，当强制报告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或与其他法对保密义务的规定存在冲突时，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明确的。

[20] 一些人认为，因为牧师对人们忏悔的保密义务来自于宗教宣誓，所以，此豁免权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Andrew A. Beerworth的《法律和对现有自由行使原则的限制》, 10 Roger Williams U. L. Rev. 73 (2004)。另一些人反对此观点。Caroline E. Law Miller的《让牧师也承担责任：马里兰州应该要求牧师报告可疑的儿童虐待案件》，34 U. Balt. L. Rev. 337 (2005)。近些年来，在美国天主教堂发生的被掩饰很久的一些性侵害案件曝光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急剧升温。见上面提到的Beerworth的作品第77页，Miller的作品第1页。Mary Harter Mitchell对双方近些年来的一些争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归纳，见她的作品《牧师要报告吗？儿童虐待强制报告要求v.牧师豁免权和宗教信仰自由》，71 Minn. L. Rev. 723 (1987)。

[21]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信息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出具的《牧师，作为儿童虐待与忽视强制报告人1（2004）》。

[22]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信息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出具的《牧师，作为儿童虐待与忽视强制报告人1（2004）》。

[23] 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州明确将牧师列入强制报告义务人之一，拒绝牧师在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的报告中享有豁免权，见《牧师，作为儿童虐待与忽视强制报告人1（2004）》。北卡罗里那、罗得岛和德克萨斯明确规定“任何人”都要强制报告义务，拒绝给牧师豁免权。

[24] 有关强制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宽窄与无根据报告上升率的关系也很复杂。可将Steven J. Singley的《拒不报告可疑儿童虐待案件：强制报告义务人的民事责任》19 J. Juv. L. 236 (1998)与Victor I. Vieth的《密苏里达的逾越：强制报告制度与受虐儿童的不平等保护》，24 Wm. Mitchell L. Rev. 131 (1998)比较阅读。

[25] 见Jill D. Moore的评论《在锡拉岩礁与卡律布迪斯之间划一条航线：儿童虐待登记与正当程序》，73 N.C. L. Rev. 2063, 2069 n.42 (1995)。（讨论解释实证统计的几种方式，为强制报告制度争论中的竞争性解释提供参考，“将Douglas J. Besharov的‘报告过剩与报告不足是现有家庭暴力争论中的一对孪生姐妹’（Richard J. Gelles & Donileen R. Loseke1993年修订第257, 260-61页）和 [下文中的Besharov的‘过剩报告’]（有根据报告的低占有比例反映出现有报告的过剩，而这是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报告义务人过于宽泛的导致的）等的观点与David Finkelhor的‘在现有家庭暴力中主要问题还是报告不足而不是过剩’（Richard J. Gelles & Donileen R. Loseke1993修订，第273 279页）（认为很多实际上有证据证明儿童已经受到了伤害却被划分到没有证据支持的一类里面）相比较。”）

[26] 例如将爱荷华州法典Iowa Code § 232.69(1)(a) (2005)（如果报告人‘合理相信’一个孩子正在被虐待，他就应该报告）与纽约社会服务法N.Y. Soc. Servs. L. § 413 (McKinney 2005)（如果报告人有‘合理怀疑理由’相信一个孩子正在遭受虐待）相比较。

[27] Margaret H. Meriwether的《儿童虐待报告法：该变变了》，20 Fam. L.Q. 141, 164 (1986)（“在对布朗克斯县所做的一项调研中，该县两年多时间内收到了1037份匿名报告，908个是没有根据的，（87.6%），129个是有根据的（12.4%）”……在1978年，全国范围内也做过这样一份调研，那一年只有25％的匿名报告是有根据的……这表明拒绝接受匿名报告是最明智的选择。”）

[28] 见上文提到的Meriwethe一书第164页的引注，Adams, Barone & Tooman的《在儿童保护服务中匿名报告的困境》61 Child Welfare 1, 4-5 (1982)。

[29] 见上文提到的Vieth一书的158页和Douglas J. Besharov的《儿童虐待现实：过剩报告与贫困》8 Va. J. Soc. Pol'y & L. 165, 198 (2000)。

[30] 见上文提到的Jill D. Moore的一书第2072页和上文提到的Meriwether一书的第148页。

[31] E.g. Fla. Stat. § 39.201(1) (2005)。

[32] 美国人类健康与服务部、美国儿童虐待与忽视办公室共同发布的《联动应对儿童虐待与忽视：实践基础（2003）》第62页。

[33] 见紧挨着此引注的上一个引注。

[34] 对美国儿童福利局如何发挥发挥作用，这里推荐一本非常好的手册，见Diane DePanfilis & Marsha K. Salus为美国人类健康与服务部、美国儿童虐待与忽视办公室撰写的《儿童保护服务：社会工作者指南（2003）》

[35] 见美国人类健康与服务部、儿童虐待与忽视国家数据交换中心办公室出具的《在法庭上保护儿童权益5（1992）》。本文作者郑重认为，社工培训对于提高他们工作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培训手册》见紧挨着的上一个引注。

[36] 不是所有的州都要求社工有相关专业方面的学士学位，但是，很多州开始设定标准，提高教育背景要求，见《在法庭上保护儿童权益5（1992）》。美国儿童福利联合会（The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和全国公共儿童福利管理者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blic Child Welfare Administrators）双双建议，儿童福利工作者应该具有社工或相近领域方面的学士或硕士学位，见《在法庭上保护儿童权益5（1992）》。社工学教育背景与社工工作稳定和成功高度相关，儿童保护工作人员在那些不要求相关学位背景的州流动性非常高，而在那些要求有社工硕士学位的州却非常低，见《在法庭上保护儿童权益5（1992）。人员的高流动性对儿童保护是不利的，因为高流动的人员在帮助儿童重返家庭方面不愿意做太多努力，而研究显示，那些有着社工学术背景的工作人员在帮助儿童的长期安置方面更能附和儿童真实需要的实现，见《在法庭上保护儿童权益5（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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